上海“十三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上海制造业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保持在25%左右。这是上海第一次提出保持制造业比重相对稳定的发展目标，表明在经历了“十二五”期间制造业比重快速下降之后，上海开始重新关注和认识制造业在后工业化阶段服务型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和定位。根据“十三五”规划中确立的经济增长速度目标，制造业比重保持在25%左右，意味着到“十三五”末，上海制造业增加值要比2015年增加2000亿元以上。但是，对上海制造业而言，这不仅仅是或者关键不是要形成2000亿元的新增长，而是要以25%的高端制造业，确立上海在国内外产业发展格局中的竞争制高点，支撑上海服务经济的发展空间和增长潜力。
 　　
 　　发达国家依靠高端制造业获得服务业输出优势

　
映瑞光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的科技人员在LED芯片分选车间进行检测，映瑞光电项目已成功研发出高压LED芯片，该产品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能够制造。

 　　先来看看欧美国家的发展经历。
 　　
 　　早期欧美发达国家，主要是在大规模服务业输出中，实现了服务业主导的后工业化发展。20世纪70年代，主要发达国家从制造业主导的工业化中后期，向服务业主导的后工业化转变，主要是从制成品输出大国向服务输出大国的转变。发达国家进入高收入后工业化阶段面对的问题是：本土和全球的制成品需求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仍然是需求的主导，是增长的主导，也是竞争优势的主导，但是，发达国家自己发展制成品的优势减弱了，向全球提供制成品的工业化领先优势发展模式面临挑战。于是，发达国家开始把握信息技术革命机遇，探索后工业化阶段服务型经济体系下的领先优势发展模式，这就是构建制造与服务分离的全球产品链分工，形成服务控制制造，从向全球输出制成品转变为向全球输出生产者服务。比如，美国在20世纪初期的电气化产业革命中快速崛起，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都是全球最大的制成品出口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总和的近40%；在经历了工业化率最高峰之后，进入制造业比重下降的后工业化阶段，制成品输出开始下降，到1971年美国出现了自1893年以来的第一次制成品贸易逆差，此后，美国开始了从制成品输出大国向服务输出大国的转变，旅游、运输、保险、银行、广告、工程设计、知识产权、数据处理及信息传递等服务业输出成为出口贸易的主导。
 　　
 　　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发达国家以服务业输出实现服务经济的持续增长。但其关键，是以高端制造业形成的产业创新优势、品牌标准控制力和金融集聚，支撑了服务环节对产业链的控制力，确立了服务业输出优势。发达国家在后工业化阶段保持了高端制造的发展优势，比如，美国在全球布局自己的产业，向后发国家输出制造环节，但将航空航天、信息技术、生物制药、汽车制造等关涉行业竞争力的核心技术和战略性、基础性产业放在本土发展。2015年2月，布鲁金斯学会发布的《美国的先进产业》报告中提出，美国的高端产业共包括50个行业，涉及先进制造业35个，占70%。高端制造主导产业创新，支撑服务业输出优势，美国制造业所占比重只有11%左右，却集中了美国大部分的研发活动。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数据，在2008年私营企业的总研发投入中，制造企业占到了67%。从2006至2008年，22%的美国制造企业推出了新产品或有显著改进的产品、服务及流程。相比之下，非制造业企业的研发只占8%。高端制造业是发达国家品牌和标准影响力与控制力的主要载体。美国高通公司拥有3000多项CDMA及相关技术的专利，这些标准已经被全球标准制定机构普遍采纳或建议采纳。IBM专利数连续19年美国第一，品牌和技术标准已经成为美国保持行业竞争力、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产业链高端的重要手段。高端制造支撑了金融集聚，强化了发达国家的服务业输出优势，比如，美国依靠高端制造支撑美元国际循环，在金融集聚中确立服务业输出优势，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美国靠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高端制成品输出支撑美元循环；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通过信息经济作为前沿新兴领域，支撑金融衍生品创新，实现美元的国际循环。
 　　
　　上海要以一定比例的高端制造业形成产业发展制高点

上海汽车集团的员工在临港产业区内的汽车整车总装车间进行自主品牌轿车总装。

 　　世界经济发展说明，后工业化阶段服务经济快速发展，主要依靠生产性服务业的持续增长。上海也应当走这样一条发展道路。但是，单纯依靠上海自身的生产性服务需求难以支撑上海的服务业增长，需要为国内其它地区和国际市场提供大规模的生产性服务，在服务业输出中实现上海服务业持续增长。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服务业是名义价格上升快的高收益行业，上海需要形成服务业输出优势，其它地区才会接受上海提供的生产性服务，而不是自己提供服务。而上海服务业输出优势则是与上海制造业的能级密切相关的。其关键是，上海要以高端制造在产业链分工中确立一定的主导权，对其他地区的制造业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引领力，通过产业链分工，为其他地区提供服务，实现上海服务业持续增长。
 　　
 　　上海在融入国际产业分工中实现快速发展的模式特征，进一步强化了后工业化阶段高端制造对服务业发展空间和潜力的支撑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充分发挥要素优势，融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外向型经济发展中，实现了工业化的快速发展。目前，随着上海收入水平提高，劳动力等初级要素成本、商务成本上升，土地等环境要素约束强化，中低端制造业发展优势减弱，制造业向其他区域转移。但是，上海中高端的制造业优势尚未形成，发达国家仍然占据高端领域和环节，上海也尚未形成产业分工中的主导权，这些导致上海服务业缺乏对制造环节的影响力、引领力。在上海尚未形成高端制造优势和服务业输出优势的情况下，从上海转移出去的中低端制造业，将与发达国家掌控的高端环节和服务业形成纵向的产业分工，上海在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面临重大挑战。上海如果不能在转型升级中形成中高端制造优势，确立在产业分工中的主导权，支撑服务业输出优势，就会对服务业发展空间带来极大限制，制造业增长趋缓之后，也将面临服务业增长趋缓的问题。
 　　
 　　上海与国内其他区域的工业化阶段差异，决定了上海高端制造业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同时这也是国家战略的需要。中国区域间工业化发展阶段差异较大，包括重庆、武汉等城市在内的中西部地区仍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制造业发展空间巨大。但在中国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这些地区同样也已不能延续改革开放初期东部地区依靠初级要素优势推动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一方面，中国需求结构升级，要素成本上升，中低端产能过剩，初级要素优势减弱；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的战略调整，正逐步形成对后发国家产业升级的战略限制，中国需要逐步摆脱对国外中高端的依赖，形成自己的中高端发展优势，支撑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快速发展和升级。“中国制造2025”等都是这种国家战略的重要目标。上海应该在中高端国家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应是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和“四个中心”建设的重要目标，同时也会形成和确立上海中高端制造业的发展空间和潜力。上海需要以中高端制造业发展支撑服务业输出优势形成，把中国从接受发达国家的服务业输出，转变为上海为国内其他地区提供生产性服务，这应该是上海服务型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
 　　
　　五大“重构”实现制造业制高点战略

　　
上海电气临港重型机械装备有限公司的员工在吊装国产化率100%的百万千万级核电站堆内构件。

 　　
 　　“十三五”期间，上海制造业实现制高点战略核心词是“重构”。
 　　
 　　重构一：从重点产业领域主导产业升级，向融合型产业形态模式创新主导产业升级转变。
 　　
 　　选择培育重点产业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产业升级的重要方向。“十二五”以来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没有实现预期的增长支撑，一个重要原因，是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新趋势，改变了产业升级的方向路径，跨产业领域和产业链环节的新业态和新模式快速发展，支撑和引领经济增长的作用逐步显现，产业升级的主导方向逐步从高端产业领域和产业链环节为主导，转变为跨产业领域和跨产业链环节的融合集成型产业形态模式创新为主导。网络众包、协同设计、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精准供应链管理、全生命周期管理、电子商务等正在重塑产业价值链体系，互联网广泛融入生产制造全过程、全产业链和产品全生命周期，催生了一批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成为引领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所以，上海需要改变重点产业领域主导的产业升级方向路径，加快发展车联网、网络视听、智慧医疗、大宗商品交易平台、移动互联网、网络社区等跨界融合的新业态和新模式，以产业形态模式创新引领推动重点产业领域的改造提升，实现融合型产业升级。
 　　
 　　重构二：从重大项目带动产业升级，向创新创业型产业生态引领产业升级转变。
 　　
 　　以重大项目为带动是上海产业发展的重要模式，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上海石化、宝钢和上海大众等项目，到20世纪90年代微电子、汽车、石化和精品钢材四大基地建设，21世纪前10年的重大装备、航空产业、核电产业、航天产业、海洋工程，包括981钻井平台、大飞机等，长期以来，上海都把重点项目带动作为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从目前看，上海制造业领域的重大项目在减少，而且重大项目的带动作用减弱。从发展趋势看，能够带动产业发展升级的可能不是计划确立的重大项目，例如，阿里巴巴带动了杭州互联网产业的发展，而阿里巴巴并不是事先选择培育的重大项目，而是在有效产业生态中获得了快速成长。所以，上海制高点战略下的产业升级，需要形成以产业生态培育为主导的产业升级新模式，从技术环境、信息环境、政策环境、人文环境和服务平台支撑等方面，培育有利于产业形态和模式创新的产业生态，积极构建有效促进创新创业的众创平台，通过这些众创平台为小微企业和创客团队提供研发测试、创业培训、投融资、创业孵化等创新服务资源，逐步形成市场化与专业化结合、线上与线下互动、孵化与投资衔接的创业创新生态体系。
 　　
 　　重构三：从技术成果产业化为主导的产业升级技术路径，向集成、协同、开放的平台型创新体系带动产业升级转变。
 　　
 　　技术成果产业化为重点的技术路径主导产业升级的重要模式特征，包括引进开发新兴技术，通过技术成果产业化的示范运用和推广实现产业升级，根据技术演进路径选择产业升级方向，依托技术链选择产业升级方向等。信息网络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不仅形成了新兴技术的重要突破，更重要的是形成了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新的路径模式。一是集成式智能化创新。苹果系列产品、特斯拉电动汽车、Google无人驾驶汽车等都是集成式智能化创新重要范例，上海需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发展方向，推动以技术组合为基础的集成式智能化创新模式，支撑产业升级。二是协同创新。增材制造（3D）、虚拟仿真、人机交互等领域的发展，使技术创新从单点突破向群体创新演进，跨产业链环节协同研发、众包设计协同的创新模式快速发展。上海需要改变依赖于单个企业的技术研发和商业化等活动，推动大学、科研机构、行业协会及其他企业等不同创新主体联合，开展协同创新，实现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三是开放式平台创新。上海需要积极构建消费者参与创新的开放型网络化创新平台，注重产业链上下游协同设计，集聚共享创新要素与资源；构建有利于万众创新的智能制造创新平台等的“众创”平台，推行更加积极的平台型开放创新等。
 　　
 　　重构四：从产品为中心的产业组织方式，向用户为中心的跨界融合型产业组织转变，推动产业政策方向的重大调整。
 　　
 　　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形成的生产方式重大变革，包括智能生产方式、个性化定制模式、服务型制造模式等，导致产业组织方式从产品为中心向用户为中心转变。上海创新转型中的产业组织方式，已不仅仅是大中小企业规模结构和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产权所有制结构，新的产业组织方式中不仅包括企业主体，同时包括跨领域、跨行业的产业联盟及技术联盟创新主体，龙头企业联合打造创新应用平台，以及互联网企业的第三方创新服务平台，工业云、工业大数据、工业电子商务和众创空间示范平台等都成为重要的平台型产业升级主体，以基于互联网的个性化定制、众包设计、云制造等新型制造模式为支撑的以用户为中心的跨界融合型产业组织出现。要推动产业政策方向的重要调整，提供人才培育、信息和技术服务等功能性产业政策逐步成为产业政策的主导，弱化选择性产业政策、强化功能性产业政策、提升竞争性产业政策，率先形成与新的产业组织特征相适应的产业政策体系，推动上海制造业实现新的跨越。
 　　
 　　重构五：从适应性融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向主动参与产业分工重构转变，在国际产业制高点重构中实现上海的制高点战略。
 　　
 　　目前，依靠适应性融入国际产业分工已经难以实现中高端产业升级。一方面，发达国家主导的产业分工体系，对后发国家的产业升级限制加强；另一方面，制高点战略中的上海产业升级，已经不是沿着产业链的高端升级，而是要在新的产业分工体系中重构中确立主导权，在新的产业秩序中形成话语权，上海需要实现从融入国际产业分工，向主动参与产业分工体系重构，在规则制定中形成产业分工影响力。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战略调整的重点，就是把握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趋势重构产业分工体系，重构产业制高点，信息网络技术与制造业融合，使产业竞争制高点从原来的技术密集型高端产业领域主导，以及产业链高端环节主导，向工业互联网的参考架构和标准体系转变。美国工业互联网联盟和德国工业4.0平台升级版，都充分体现了这种转变。上海要在新的产业分工制高点形成过程中，掌握主动权，确立影响力，需要学习借鉴美国工业互联网、德国工业4.0的经验模式，在中国工业互联网发展中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在研究制定工业互联网整体网络架构方案，明确工业互联网关键技术路径，组织开展工业互联网关键资源管理平台和关键技术试验验证平台建设等方面先行一步，主动参与中国工业互联网参考架构及标准和规范、技术研发、数据安全、人才培养、法律框架及其他需求等主题建设，有序推进与美国工业互联网联盟平台、德国工业4.0平台升级版合作对接，在新的制高点重构中，逐步形成在产业分工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实现上海的制高点战略。